公元八世紀三十年代，南詔政權逐漸強大，圖謀向東擴張。而唐王朝既要利用南詔對付吐蕃，又要防止其壯大，雙方潛在著矛盾。天寶九年（公元七五零年），南詔王閣邏鳳按慣例到云南（今姚安）謁見太守張虔陽，其妻遭張侮辱。閣邏鳳列舉張的六條罪狀連表控告，無效。于是起兵殺張虔陽，并“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”。第二年，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八萬問罪。閣邏鳳派人帶狀子去剖白冤屈，“切陳丹款，至于再三”，并愿修還被毀壞的城府，歸還俘虜，負責賠償損失。但鮮于仲通妄自驕大，不許講和，口口聲聲要血洗南詔，并派大將率兵繞道點蒼山后，企圖腹背夾擊南詔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閣邏風遣使至浪穹向吐蕃求援，雙方合力在西洱河大敗唐軍，“仲通僅以身免”。消息傳到
京都，正值皇帝慶祝大壽，唐朝奸臣楊國忠等掩蓋敗狀欺騙唐皇帝，假祝勝利，并推薦鮮于仲通為京兆尹（首都長官），一面又派軍隊強筑姚州城，結果又全軍覆沒。公元754年，唐王朝又強行征兵十余萬，命李殮率領攻打南詔，結果李殮身亡，全軍覆滅。閣邏風為了以后“歸唐”留下后路，使命人收拾唐軍陣亡將士，“家而葬之，以在思舊”。同時立《南詔德化碑》，表明叛唐是實不得已，決心“世世事唐”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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